自1987年以来，凌家滩遗址先后历经14次发掘，总发掘面积达7000余平方米，先后出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3000多件。

凌家滩遗址。 徐旻昊 摄

2020-2022年为凌家滩专古发掘第三阶段，勘探范围为18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000余平方米。凌家滩第三任考古领队张小雷介绍，这一阶段的考古发掘首次以确凿的资料证明，遗址核心区经过大规模人工营建、发现了迄今唯一的中国史前时代以钺为主要物品的大型仪式活动遗迹、发现了新的玉器器型和不同文化因素的器物。这些重要考古成果，提升了我们对于凌家滩社会发展程度的认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认为，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最大规模的区域性中心聚落，凌家滩在各地文明化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在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5月7日至8日，第二届中国凌家滩文化论坛在马鞍山举办。来自国内考古界的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分享凌家滩文化研究的新方案与新思路。

徐旻昊 摄

“觉醒年代”

——将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再向前提早300至500年

记者：为什么要进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凌家滩具有进入文明社会的可能性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王巍：

我们迎来了一个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春天。

中国是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之一，又是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在世界文明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文明的角度考察凌家滩遗址，凌家滩具有进入文明社会的可能性。这里出现了140平米，具有明确功能分区的超大型聚落——都邑；随葬数以百计的随葬品的大墓，反映出当时已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随葬大量武器——玉石钺和玉龙、玉虎、玉鸟等与信仰与祭神有关的玉器，反映当时已出现初期礼制和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王；大面积红烧土建筑基址——宫殿或神庙，可能是王居住或举行祭拜活动的场所；大量玉石钺随葬表明当时战争是常见的社会现象。

如果说良渚是实证五千年文明的圣地，那么，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和多学科研究的全面开展，凌家滩完全有可能成为实证中华五年多年文明的圣地，把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再向前提早300至500年。

徐旻昊 摄

“基建狂魔”

——凌家滩可能存在专业化的烧土制作作坊

记者：凌家滩诸多“建筑”需要烧土材料，这些“基建”材质特征和烧制技术是怎样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副研究院 吴又进: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大型红烧土遗迹中发现的超大块烧土为一次高温烧成，灰黑色烧土为高温还原性气氛烧成，但根据灰黑色烧土的出土情况推测其应源于大量或大块烧土烧制过程中的还原气氛造成。

大型烧土遗迹和祭祀区内内烧土样品烧成温度均大于900℃，烧制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性。部分烧土在高温段的保温时间较长，推测为窑内控温烧制而成，可能存在专业化的烧土制作作坊。

对于烧土遗迹的成因及性质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大型红烧土遗迹不同深度烧土样品和未受热黏土样品元素组成的明显差异，推测烧土遗迹中烧土可能来自不同的烧土生产作坊或为分区域多次堆积而成，烧土间未受热黏土可能为堆积后填充。

墓葬区西侧祭祀区红烧土烧成温度明显高于大型红烧土遗迹出土的烧土样品，祭祀区出土的白色烧土原料为高岭土这一重要的矿料资源，可能与此处烧土遗迹的特殊性有关。

徐旻昊 摄

“工匠精神”

——凌家滩玉石器在同时期文化交流中起到关键作用

记者：凌家滩玉石器文化的重要价值是什么？如何通过“制玉”，判断凌家滩在长江下游的重要考古学地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秦岭：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凌家滩是长江流域的核心遗址。

我们在凌家滩墓地西侧祭祀坑取样，对其中玉器、石器、陶器和微环境进行科学检测分析，以期了解祭祀坑的形成过程，使用方式，各类器物的来源与生产体系。

我们发现，与凌家滩墓地出土器物相比，祭祀坑出土器物器类相似，但是体量更大，可能存在专门生产。从资源技术角度，目前看不到超出凌家滩墓地的内容，是整体中的分工。

通过研究，我们也总结出了凌家滩玉石器文化的重要价值：从资源到技术角度来看，长江下游用玉传统存在重要变革，从石英到软玉，玉观念的形成与实践，使得凌家滩成为长江下游第一个用玉高峰。从大汶口到红山，玉器上的八角星纹、龟灵崇拜和佩玉习俗，体现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由物及礼，从玉器梳背、髓孔珠和介字冠的传统，以及纹饰母题和元素，可以看出凌家滩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同时，凌家滩还拥有独有的用玉制度，比如组璜佩、棺饰、排列有序的钺锛组合、互有联系但并不同体系的特殊玉器。

凌家滩玉石手工业见证了长江下游用玉观念和技术体系的形成，并在同时期文化交流中起到关键作用，凌家滩在良渚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密切关系通过各种层次日益显现。

徐旻昊 摄

“千里单骑”

——红山与凌家滩，史前南北文化存在交流

记者：东北地区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一南一北、年代相近，虽距离遥远，却表现出很多文化共性。如何理解这种共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党委委员 刘国祥：

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可能存在远距离的直接交流。
红山与凌家滩之间的文化共性主要是以玉器为载体呈现的，表现在器类、造型和制作工艺上。从两文化出土的玉器形态来看，二者的影响方向是双向的。

在距今5500-5000年这段期间，各地区文化集团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呈现出文化的包容性与创造力，形成了“共识的中国”。
史前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促进了先进技术和思想观念的传播，激发了各地的文化创造力，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一步分化。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对于制作高端产品的需求反作用于技术发展，从而使科学及艺术成就井喷式增长。

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南北两大区域之间存在着交流、交往、交融关系，其背后蕴含有深刻的寓意，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借鉴、互有影响的互动式关系。两个文化中玉器造型的相似性，反映出史前南北两个文化集团的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相互认同或祭祀礼仪体系的相近性，从中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形成过程中玉器发挥的核心作用及呈现的文明图景。

徐旻昊 摄

“地球往事”

——凌家滩遗址环境考古不断突破

记者：文明奇迹的诞生，离不开一方水土的滋养。在凌家滩先民生活的5000多年前，气候环境与地理面貌是怎样的？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 马春梅：

一百万年以来，全球气候变化、人类演化和文化演进是密切关联的。
江淮走廊内早期聚落发展经历了稳定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薛家岗文化和凌家滩文化。

气候和水文环境变化应是研究区域文化兴衰的重要因素。凌家滩时期文化发展受控于岗地地貌和周围湿地环境变化。沉积学、孢粉和植硅体、地球化学等指标显示数据表明巢湖流域气候由暖湿向凉干转变。极端水文环境变化可能造成了凌家滩人的迁徙。

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古气候，以更深入探讨气候环境与凌家滩文化发展的关系，并科学分析遗址核心区——遗址外围——流域区域人类对植被生态的影响。裕溪河在凌家滩文化发展时期存在与否？遗址外围湿地环境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和水稻种植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研究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