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墨不仅是书写工具，更是传承文化基因的载体。徽墨，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因产于古徽州府而得名，因其“坚如玉、研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等特点为文人墨客所钟爱。徽墨是以松烟、桐油烟、漆烟、胶为主要原料，配以麝香、冰片、金箔、珍珠粉等10余种名贵材料制作而成，在反复捶打中逐渐凝成乌玉般的质地。徽墨的历史，绝非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工艺史，更是一部生动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徽墨借助物质流动、技术互动、文化融汇三重机制，见证了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交往交流交融。

松烟中的族际交往。宋代《墨史》载“天下墨品，首推七宗”：徽墨（皖）、川墨（蜀）、鲁墨（齐）、滇墨（云）、京墨（冀）、粤墨（广）、湘墨（楚）。中国有七大名墨产地，徽墨能以“墨中圭臬”之姿凌越群芳，全靠它打破地域限制的“混搭智慧”。徽墨匠人把吉林的鹿角胶、福建的鱼胶、西藏的牦牛胶混合熬煮，创造出独门三胶九炼法。同时，徽墨的核心材料松烟需优质松木，但是徽州本地资源有限，制墨家族需要对外采购大量优质松木。在元代贯通南北的驿站网络（蒙语称“站赤”）上，除了传递文书的快马，还奔跑着运输松木的车队。内蒙古博物院藏有一份八思巴文契约残片，记录了至正七年徽州汪氏墨庄与克鲁伦河蒙古部族的交易细则：“松木一车，兑盐三斗，伐木需留尺余树桩”。明清时期，徽商也通过长江水道和西南商路，与苗族、彝族等建立稳定贸易网络。贵州天柱县苗寨的古松下，徽州墨商与当地百姓立下汉苗双语石碑：“汉苗共山，松木同养，伐大留小，十年为期”。这块被苗族称为“松棚碑”的契约，拉开了持续200余年的松烟贸易。徽墨制作所需的原材料，来源广泛，涉及多民族多地区，形成了一条跨越地域的产业链，共同淬炼出徽墨的绝代风华。

墨色里的技艺互鉴。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徽墨不仅是传承文脉的书写载体，更是镌刻了各民族技艺互鉴的历史印记。松赞干布统治时期，文成公主带着十八种工艺书籍入蕃，随行匠人有五六百人，有造纸的，也有制墨的。在雕版印刷术传入藏区之后，在传统藏族制墨技艺的基础上，结合汉地制墨技艺对制墨技术不断地改进后，被作为德格印经院印刷用墨，墨色鲜亮且持久。元代大都的宫廷作坊里，蒙古族、藏族与汉族工匠共同创造了独特的御用墨锭。到了清代，徽墨制作技艺的民族交融更加精妙。沈阳故宫保存的珐琅彩墨的制作需要汉族墨匠与满族珐琅匠通力合作，正如清宫档案记载的“徽州程君房与满洲珐琅作共制御墨”。清道光年间，丽江纳西族墨工发现，从徽州传来的动物胶在云贵高原寒冷气候下容易开裂。他大胆改用玉龙雪山下的桃树胶，创制出“胶润如酪”的新墨，书写在东巴经上的字迹历经一百多年依然乌黑如新。徽州制墨胡氏后人独创“九蒸九晒”胶料处理法，将松烟、油烟配比精确至毫厘，使徽墨达到“墨色如漆、入纸不晕”的极致境界。当时称之为“当是时也，列强多以奇技炫世，而此墨独以中体西用之姿折服众邦，盖文化之韧力固在兹矣。”千百年来各族工匠的智慧碰撞，终将不同地域的松烟胶彩凝练成独特的文化结晶。

墨香中的文化互通。单纯的书画实用功能随着制作工艺的成熟和精进已经很难满足人们的追求，制墨行业也因此而蒸蒸日上。在徽墨发展史上，清代制墨大师胡天注开创了药墨同宗的先河，以集四方珍材的创新理念，突破传统墨业局限，将中医药智慧融入墨锭制作中。其创制的八宝五胆药墨，以熊、蛇、青鱼等五胆配珍珠、犀角、麝香等八味珍药，在凉血止血领域创造了医学奇迹。在蒙古族传统医学中也出现了对药墨止血功效的应用，《蒙古族民间治杂病验方五则》中，主治鼻衄（鼻子出血）的处方明确记载了药墨的使用，恰印证了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伟大悠久的中华文明。除此之外，徽墨的纹饰和文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在徽墨上相互融合。徽墨的方寸之间，龙凤翱翔的纹饰既镌刻着汉族祥瑞文化的基因，又巧妙融合了蒙古族云纹的流动韵律、藏族八宝纹的神秘意境；墨体之上，既有笔走龙蛇的汉字书法，亦可见元代蒙古文的刚健笔意、清代满文的雍容章法。这种审美符号的彼此渗透，使得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理解、相互欣赏，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共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这种以手工制品徽墨为媒介的深度互动，生动地展示了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紧密联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具体而鲜活的历史注脚。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今时代，徽墨的保护传承需注重多民族历史叙事的挖掘与呈现。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徽墨所蕴含的民族交流历史，通过展览、教育等多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徽墨背后的故事，感受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魅力，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步英杰  汤夺先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安徽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本文系省社科创新发展研究课题[2024CX001]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