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岁抗战老兵高维田：“活着就要为党和国家作贡献”

“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8月28日，100岁的抗战老兵高维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胸前的一枚枚军功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高维田的老家在天长市金集镇唐庄，小时候一家人过着清贫的日子。有一回，高维田和3个伙伴谈论世道不公，还被日本人欺负，就决定一起去参军。1943年上半年的一天，没有与家人商量，高维田和伙伴们一起投奔了新四军天高支队金集区大队。1943年6月，高维田正式参加新四军，被编入二师独立旅。

这段时期，日寇先后对淮南津浦路东游击区发起三次大规模扫荡。“日军实行‘三光政策’，第一次损失最大，各个集镇都被烧掉了，房子被烧了，群众跑了，形成无人区。”高维田说，他参加了新四军组织的第二、第三次反扫荡斗争。

第二次反扫荡战斗是1943年在冶山、陈桥、八百桥等地展开的，共发生数十次与日伪军的战斗。“我们班的任务是打掉日军的后勤运输队，经过多次侦察，我们发现日军十分狡猾，经常趁着夜色，通过水路运送物资。”高维田说，战友们将计就计，摸黑打伏击，提前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埋伏，等到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开火，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有效切断了日军的物资运输。其间，高维田还被调到新四军第二师东分区公安局执行看押战俘、除恶霸、斗地主、打击资敌不法商人的任务。

由于对敌斗争机智勇敢、表现出色，1944年，高维田被部队首长抽调担任警卫员。第三次反扫荡主要是在葛塘集、水口、六合一带展开，先后消灭日伪军400多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部分日寇仍不甘心失败，退守来安水口，新四军组织攻打来安、黄泥岗、腰铺，日寇只好退守滁县，后又经历了日寇几次大的反扑战斗。“当时斗争十分复杂，日伪顽三方相互勾结，尤其是日本鬼子负隅顽抗，经历多次惨烈较量，我军最终取得了胜利。”高维田高兴地说。

后来，高维田又参加了解放战争，1958年他随部队响应国家号召，奔赴北大荒，垦荒戍边，直到1963年才转业回到家乡天长，1984年光荣离休。

“父亲常说，活着就要为党和国家作贡献。如今像他这般年纪的老兵已经不多，他还想再加把劲，让红色故事流传下去。”高维田的女儿高慧告诉记者，离休后的高老仍坚持学习党的理论，经常到机关、企业、学校讲述革命历史，开展“大手拉小手”活动，用亲身经历讲述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国家发展需要人才，希望你们好好读书，永远不要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面对青少年，高维田总会深情地嘱咐。（本报记者 罗宝 李邦军）

101岁抗战老兵孟超群：“心里装着家，更要装着国”

“刚参加革命时，我才15岁，是抗日游击队里年纪最小的‘娃娃兵’。”近日，在宿州市埇桥区三里湾街道一处民宅里，101岁的新四军老战士孟超群轻抚着泛黄的旧照片，思绪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

1924年，孟超群出生于宿州蒿沟乡的农户家庭，幼时曾在私塾念书。“1939年，同村的存善叔找到我，说抗日游击队正缺能识文断字的年轻人，问我敢不敢跟他们一起打鬼子？”老人忆起初入革命队伍时的情景，眼神依旧清亮。当时孟超群的个头还不及步枪高，毅然加入了抗日游击队。因胆识过人，他不久后升任青年班班长。

1940年，孟超群随部队整编至宿东独立团，因作战勇敢、多次立功被吸收入党。此后，他随部队转战南北，在日伪据点间穿插作战。“战士们脚上磨得全是血泡，用水简单清洗一下就接着赶路，没一个人叫苦，大家心里就一个念头：把鬼子赶出中国！”谈到此处，老人的声音微微颤抖，情绪愈发激动。

1941年，孟超群被派往怀远县龙亢镇的淮上联中学习财税知识，这里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部所在地。战争年代人才紧缺，他仅经过半年培训，便被分配到行署税务局任文书，后又任怀远县政府会计主任，负责全县税款征收工作。

皖南事变后，形势骤然严峻，孟超群随部队退守涡河以北，坚持开展游击战。宿东办事处成立后，他调任财务局科员，不久又赴六区征收处任主任，挑起筹粮征税的重担。

六区地处日伪势力范围，北部的时村驻有日伪军数百人，西部的苗安孜、南部的大店和娄庄亦有日伪军盘踞，时常袭扰我军。为加强税收工作，在宿东办事处的支持下，时年18岁的孟超群组建了一支十余人的税警班，在险境中坚守岗位。为防粮草被敌人抢夺，他们常于深夜冒死往根据地转运。

“战争年代，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鬼子斗，就不能怕死。”这句话，孟超群说得斩钉截铁。一次，他和一名税干在赶路时，遭遇日军马车队，情急之下躲进高粱地，绕到敌后通报信息，让部队及时改道。还有一次在蒿沟集，他发现3名战友被日伪军押解，便立即返回王集税卡，带着税警抓获两名日伪税工，以交换人质的方式救出战友。最惊险的一次，面对日伪军数百人的三路围攻，他机智放火，借着浓烟掩护大部队突围，自己却被弹片划伤了胳膊。

1944年，新四军第四师在彭雪枫师长率领下向路西反攻。当时，孟超群在灵璧县浍沟区工作，他带领民工修桥铺路，出色完成筹粮征税任务，为前线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孟超群先后在地区税务局、地区财贸干校、工业品站、百货站等岗位工作。“公家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他把战场上那股较真劲儿带到了工作中，无论是核对税票还是管理仓库，都以高度的责任感全力以赴。

在子女们的记忆里，孟超群似乎总有忙不完的工作。孟超群常跟晚辈说，心里装着家，更要装着国，报效国家是本分。80年时光流转，铁军精神在他身上依旧熠熠生辉。（本报记者 何雪峰）

98岁抗战老兵靳虎堂：“打败鬼子，让百姓过安稳日子”

“当时先是听到屋外‘哐哐’的马蹄声，后来就听到有人喊‘鬼子杀人了’！俺知道，鬼子进城了。”8月29日，98岁的抗战老兵靳虎堂向记者回忆起第一次看到日寇进城、第一次为八路军送情报、第一次穿上八路军军装的情形。言语间，乡音不改，中气十足。

1927年1月，靳虎堂出生于山西黎城，战争的阴霾笼罩了老人的童年。1938年初，日军攻入他的家乡。“仓谷园，仇怨坑，死难同胞冤未平，血债要用血来还，打走鬼子得太平”，靳虎堂回忆起当年家乡的民谣，一字一句都记录着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

受父亲影响，十多岁的靳虎堂经常参加儿童团的抗日演出、演讲，还帮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等。有一次为了获取情报，靳虎堂假装进城贩卖鸡蛋，顺利躲过了日军盘查。“守城门的几个日本兵把一篮子鸡蛋抢完了，我装作大哭：‘没有钱，我回家要挨打呀，放我到城里讨点钱吧。’于是鬼子就放我进城了。出城的时候，我对鬼子说，只要你们让我进城讨钱，下次还给你们送鸡蛋，就这样鬼子也没有起疑心。”老人清晰地回忆着第一次为八路军传递情报时的情景。

日军的侵略行径，促使当地涌现出“父送子、妻送郎，参军支前打东洋”的参军热潮。1942年，15岁的靳虎堂秘密写下入党申请书，在“入党动机”一栏，他写下了最朴素的誓言：“打败日本鬼子，让百姓过安稳日子。”同年8月，他入伍入党，投身革命洪流，从文工队员干起，在不同的岗位上锤炼成长，逐渐成为一名信念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前夕，靳虎堂调入战斗部队，正式穿上了他渴望已久的八路军军装。为此，他特意跑到照相馆留下一张珍贵的戎装照，并在照片两侧亲笔写下“走进军营穿上戎装，立下誓言打败东洋”。

据靳虎堂回忆，转入战斗部队前，他先是在晋冀鲁豫边区“抗战建国学院”学习，上课之余，还参与打游击和一些地方工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可是有些残留的日军仍在负隅顽抗。太行军区部队遵照命令向日军残部进攻，收复失地，靳虎堂参加了攻克焦作的战斗。战斗中，靳虎堂目睹了战士们铡刀砍网、门板铺路突入城内的壮烈场景。“当时心里也不知道什么叫怕，一个劲地往前冲，就想着把日本鬼子赶走。”靳虎堂说。

抗战胜利后，靳虎堂随部队整编，调入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先后参加陇海破击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历经战火洗礼，他于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衔，1964年晋升中校，后于1982年以蚌埠市人武部副政委（副师职）之职离休。伤痕与勋章，共同勾勒出这位老兵壮烈而辉煌的人生。

75岁那年，面对陌生的网络世界，靳虎堂从零起步，学习电脑和互联网。如今，他已化身“虎爷老翁”，活跃于网络世界：刷微博、看微信，当“群主”组织线上活动，他每天坚持用电脑记录珍贵的革命故事，将数字平台化为传承红色记忆的新阵地。

“我要把这些历史记忆传承下去，让后辈不要忘记那些为国家、为民族牺牲的战友们。”岁月易老，初心不忘，这位老兵用最实在的行动，诠释着对党和国家永不褪色的忠诚。（强飞 本报通讯员 张燕）

96岁抗战老兵刘元甫：“在后勤做衣服也是抗日打鬼子”

96岁高龄的抗战老兵刘元甫耳不聋、眼不花，神采奕奕，声音洪亮。得知记者来访，他郑重穿上军装，戴上勋功章。

刘元甫原名刘元府，1929年生于泗县大庄镇。1944年，15岁的刘元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泗灵睢独立团，因年龄小被安排在供给科做军装。

“在后勤做衣服也是抗日打鬼子！”怀揣着这份信念，刘元甫勤学苦练，很快就掌握了全部制衣工艺，半年后被任命为班长。

有一天，刘元甫去分区领物资，仓库正在分发一台刚缴获的日式缝纫机。那时，很少有人见过这种机器，恰好刘元甫在县城亲戚的裁缝铺见过缝纫机，便高兴地将缝纫机带回厂里。他潜心摸索，让这台缝纫机派上了大用场。

一次，服装厂突然被要求立刻撤退，刘元甫怕缝纫机被日军抢走，匆忙间只好把它扔进井里。他们前脚刚走，日军后脚就到了。后来得知，有一个排的战士为掩护他们转移，全部牺牲，刘元甫不禁泪流满面。

小小年纪的刘元甫把对鬼子的仇恨都化作针线里的力量。1945年6月，刘元甫被调到新四军7分区（淮北）被服厂，厂里接到一批冬服加工任务，没有了缝纫机，生产进度明显慢下来。刘元甫废寝忘食，一人就做出了近百套冬装，被评为“一等模范”。

对刘元甫来说，缝纫机就是他们手里的枪。后来，由于敌人进攻猛烈，被服厂跟着部队向北撤离，这一回，他们千方百计拉着缝纫机跟着部队突破包围。

“两个人保护一台机子——一个人背机头，一个人背机身，我们每个人都立下军令状：人可亡，缝纫机不能丢！”说到这里，刘元甫不由提高音调，坚定的眼神仿佛又化身为当年那个勇敢的少年。

刘元甫的手中珍藏着一张用布制作的立功证，证书里写的是刘元甫同志“一切为着前线胜利，不惜任何疲劳辛勤艰苦……立一等功一次……”

1948年，上级要求后勤部队大力生产衣服和鞋。可缝纫机损坏了不少，没有零件维修，怎么办呢？

“那会货币还不流通，洛阳和济南两个地方的钱互相不认。大家一起开会想办法，我主动要求去。”刘元甫回忆，他带着一名战友，两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腰里藏着手枪，扮成商人模样。他们在洛阳买了一批棉花拉去济南卖，赚了钱再买缝纫机零件，悄悄运回来。缝纫机修好后，刘元甫带着大家24小时加班加点，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事后，他被第二野战军被服局政治处授予一等功。“无论多大的困难，一定要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刘元甫说。

1948年12月，刘元甫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他复员回乡，当起了一名普通农民。（本报记者 张玉芳）

95岁抗战老兵石荣芬：“党要我去哪里，家就在哪里”

初秋的郎溪县城，一座背街处静谧的老楼内，阳光灿烂。95岁的抗战老兵石荣芬端坐着，向记者回顾那段穿越时空的烽火记忆。老人脸上的皱纹，仿佛无声镌刻着信仰如磐的岁月。

作为郎溪县唯一健在的抗战女兵，石荣芬的故事始于1930年的河北唐县。1937年，日寇铁蹄踏碎华北，年幼的她目睹家园被毁、乡亲罹难。保家卫国的种子，深植幼小心灵。同年11月，唐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石荣芬加入了抗日儿童团。她以放羊为掩护，在山坡高处“站岗放哨”。发现敌人扫荡，她便奋力摇响山头的“消息树”，再飞奔回村撞响警钟。乡亲们闻声避险，或钻地道，或入山林。那棵摇曳的“消息树”，是她稚嫩肩膀扛起的第一份重任，也是她最早的“战场勋章”。

“组织认可我的忠诚！送情报、站岗放哨……仅一个月就转正了！”1944年，年仅14岁的石荣芬因表现突出，与后来结为革命伴侣的石同昆一同入党。入党后，她投身妇救会，组织妇女送军粮、制军鞋。更以歌声为武器，将当地山歌改编成抗日宣传曲，把党的政策“唱”进千家万户。“老百姓听得懂歌声！”老人眼中闪着光，仿佛重回那歌声嘹亮的战斗年代。

1949年，解放战争关键时期，新婚不久的石荣芬夫妇毅然接受南下命令，将襁褓中的长子托付给老人，踏上千里征程。“南下的路上很危险，一面走一面打。不跟大部队，根本来不了这里！”老人回忆道。那段“走一路，解放一路”的行军，每一步都踏出信仰的坚定足印。

抵达郎溪后，石荣芬被分配到南漪湖边的东夏区工作。面对土匪恶霸横行、残敌伺机破坏的复杂局面，她毫无畏惧，挨家挨户动员妇女剪发放足、投身土改。乡亲们起初顾虑重重，她便挽起裤腿下田插秧，与他们同吃同住。凭借泼辣与真诚，石荣芬半年内就发展了上百名妇女积极分子。

“你是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党。”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贯穿了石荣芬的一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组织安排她赴合肥学习电报技术。她以顽强毅力攻克难关，熟练掌握摩尔斯电码，成为芜湖地区邮电局骨干，后又主动调回郎溪十字乡邮电所。“党需要我去哪里，家就在哪里。”此后20余年，从邮电所长到县妇幼保健站站长，岗位几经变换，那份绝对的忠诚，从未有丝毫动摇。

2011年，革命伴侣石同昆离世后，石荣芬一直居住在现在这座老楼里。家中一张修补多次的旧藤椅，是四十多年的革命战友赠送的礼物。“他是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去世时身体里还留着弹片……”轻抚藤椅，石荣芬声音低沉，眼中满是追忆。这承载厚重革命情谊的藤椅，是她始终不舍的陪伴。

“我这辈子，只认准了一件事——永远跟党走。”老人微笑着，声音无比坚定。她佩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在阳光映照下，熠熠生辉。（本报记者 罗鑫 张敬波）

97岁抗战老兵王景春：“上阵杀鬼子，九死一生也不怕”

“日本鬼子杀害了那么多老乡，但凡有血性的人，绝不会坐以待毙。”8月22日，阜阳市颍州区和顺花园小区，97岁的抗战老兵王景春声音铿锵、目光如炬，仿佛能穿透岁月，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

1928年，王景春出生在河南省永城市刘河镇王楼村。在他10岁那年，永城沦陷。“日军对平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沉痛地回忆，当时民间流传一句顺口溜：“四月里到十三，日本鬼子到东关；一炮打到三台阁，放火又来烧四关；不知房子烧多少，狼烟咕嘟七八天”，寥寥数语，道不尽家国破碎之痛。

对于王景春而言，日本侵略者不仅是国仇，更是刻骨的家恨。王景春12岁那年，他的父亲被日伪军强征去挖圩壕。因体弱动作稍慢，便屡遭殴打。更残酷的是，日伪军为了逼问王景春三叔王凤君（1940年参加新四军）的下落，将他父亲绑在柱子上，强灌麦糠水与辣椒水，施以酷刑。“我父亲忍着剧痛，咬紧牙关，硬是一个字都没说。”老人回忆道。

1943年4月，经学校推荐，王景春成为新四军的一名通讯员。“我终于成了一名战士，有了杀敌报国的机会。”王景春参军后，先后参加多次战斗，其中八里庄战斗和解放永城一役，至今记忆犹新。

1944年9月，新四军西进至河南夏邑八里庄，包围伪军李光明部1600余人。王景春回忆，彭雪枫、张震、吴芝圃等将领亲临前线指挥，拂晓发起总攻，一路势如破竹。“从黄口赶来增援的日伪军200多人，被我32团坚决击退。”王景春语气中仍带着当年的激昂，“那一仗，我们活捉李光明以下千余人，缴获枪支过千、子弹两万余发。我在炮火中穿梭，传递一道道作战指令。”

到了1945年7月解放永城时，王景春已作为一名正式战士参战。日军与伪军据守城墙与护城河，负隅顽抗。新四军以太平车相连填入河床，搭起简易桥，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前仆后继，强行登城。“人多桥窄，我不慎跌落水中，幸亏被班长一把拉起。城墙高耸，云梯短缺，攀爬中我再次坠河……”他说得平静，却字字千钧。

“日本鬼子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能够上阵杀鬼子，九死一生也不怕，我就没想过活着回来。”王景春斩钉截铁地说。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王景春亲历20余场战斗。子弹曾射穿他的左腿，留下终生后遗症——左腿比右腿短了四五厘米，需特制的鞋才能平稳行走。退役后，他在临泉县默默奉献数十载，为地方建设倾尽心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临别时，王景春老人深情寄语道，“希望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历史，多读书、做好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继续为国家作贡献。”（本报记者 安耀武 李鹏）

99岁抗战老兵倪虓嵩：“好日子是先烈拿命换的”

8月29日上午，阳光透过窗棂洒在老人面前桌上的纪念章上，99岁的新四军抗战老兵倪虓嵩摩挲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眼神骤然亮起：“当时刺刀从脸边擦过，我闻到了铁锈和血腥味……”

倪虓嵩1926年生于无为一个贫农家庭，小名“小虎子”。日军扫荡的暴行令他刻骨铭心：“鬼子烧光村子，枪杀几十人，妇女们躲在地窖不敢露面。”13岁时，受到地下党小叔的影响，他开始为新四军跑腿送信。

一次送信途中遭遇日军，年少的倪虓嵩急中生智将信件塞入牛粪；一次率小队遭遇20多名日本兵，他果断建议大家分组引敌入芦苇荡。“水路我们熟，鬼子放几枪就跑了！”老人笑着说，仿佛仍是那个机敏的“小虎子”。最险的一次，他藏身柴堆，日军刺刀贴脸擦过。

1943年，17岁的倪虓嵩化名“黎明”任八角庙乡长，专事锄奸扩军。一次扫荡中，在汉奸的指认下，日军将几个抗日骨干残忍杀害。等部队赶到村中时，日寇早已不见踪影。躲在地窖逃过一劫的女人，当时正带着3个孩子趴在丈夫身上哭泣，绝望地哭喊着孩子以后怎么养活。倪虓嵩眼泪夺眶而出，当即抱起最小的孩子说：“大嫂，这孩子我养了。”随即把孩子抱回家后交给父母，并告诉他们孩子的父亲被鬼子杀害了，家中再穷也要把他养活。后来，这个孩子在倪家长大、成家。

“那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破坏鬼子的公路、电话线，烧毁兵器库、仓库，并和地方游击队一起开展锄奸行动。”倪虓嵩说，锄奸行动不仅需要机智与勇敢，更需要细心。

一次，锄奸队正准备处决一对“盐贩汉奸”兄弟，倪虓嵩通过观察他们手上和肩背的老茧，判断他们很可能是被冤枉的。最终在组织的核实下，兄弟俩被救下了。不久，上级对倪虓嵩遇事冷静细致的作风进行了表扬。后来，因为有念过私塾的经历，倪虓嵩被组织上安排学医，成为部队的卫生员。

受伤最严重的一次，倪虓嵩在敌机轰炸时冲进炮兵阵地救人，被炸弹掀起的泥土掩埋。“昏迷三天醒来，脊椎重伤，好多战友都牺牲了……”老人回忆道，战后首长为他改名“虓嵩”，“‘虓’是九虎牺牲后的虎啸，‘嵩’是纪念战友埋骨高岗。”

离休后倪虓嵩醉心书画，但最牵挂的仍是战友。去年，他执意重返昔日战场。纪念碑前，老人抚土痛哭：“他们永远年轻，我却活到白头……”小儿子倪智勇说：“父亲在战争年代的故事数不胜数。他总提醒我们：好日子是先烈拿命换的。”

如今，老人窗前的纪念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的背后，仿佛还回荡着芦苇荡里的虎啸，与一个民族不屈的呐喊。（本报记者 阮孟玥）

99岁抗战老兵林来继：“抗战胜利，大家欢庆了三天”

“左下颌的伤是在浙江金华留下的，腰部的伤是在浙江丽水留下的，左胳膊的伤是在山东枣庄留下的……”8月26日，记者来到黄山市黄山区焦村镇郭村村，见到了99岁高龄的抗战老兵林来继，谈起自己所负的伤，他仍能精准地说出时间与地点。

1926年3月，林来继出生在郭村村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1940年，年仅14岁的林来继入伍，被分到运输队。“用毛竹扁担挑着250发子弹，光脚在山路上走三天三夜。”林来继说，子弹就是战友的命，丢了子弹就等于丢了战友的命。

发生在浙江临安杨家岭的一场遭遇战，是林来继参加的首场战斗。在战壕里，班长架起机枪向日军扫射，林来继负责给班长递送子弹。“轰”的一声，日军的炮弹在战壕里炸开，顿时硝烟弥漫、泥土四溅，一块飞溅而来的泥块把林来继的帽子打掉了。“当时刚入伍不久，心里很害怕，还以为自己的脑袋没了。”林来继说。

1940年8月，林来继被调到师部当警卫兵。“警卫需要头脑机敏、枪法精准，配备驳壳枪。”林来继说，那段日子，自己经常练习手枪的拆装，以提高手指的灵活度。说到这里，林来继拿起一张纸，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所画的枪支结构图。

林来继在担任一段时间的警卫兵后，又被调至司号兵队伍。在这里，林来继很快便掌握了冲锋号、起床号、休息号等号令的旋律。“司号兵必须站在高处吹，不能趴在地上或者躲到物体下面吹，因此伤亡率特别高。”林来继说。

在浙江金华负伤伤愈后，林来继面部和头部有些歪斜，无法继续担任司号兵。因枪法精准，林来继又当起机枪手。与日军在浙江丽水的一次交战中，林来继的子弹全部打光，后腰部连中两弹，肋骨被打断两根。老人掀起衣角，腰部的凹陷清晰可见。

1945年，伤愈的林来继重返抗日前线。“收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大家欢庆了三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林来继所在部队正奉命攻打青阳土桥，战前动员时，他们收到了日军投降的消息。

三天后，林来继随同部队赴安庆、芜湖、南京、蚌埠等地，收缴日军武器。在山东枣庄收缴日军武器时，一小撮日军负隅顽抗，双方爆发激烈战斗。战斗中，林来继被弹片击中左臂，臂骨断裂。

此次受伤后， 因胳膊无法负重，林来继返回了家乡。新中国成立后，林来继加入当地生产队，还曾担任过生产队长。

“能活到今天，我真的很幸运。”林来继说，许多战友都牺牲了，没能看到今天的幸福生活，非常遗憾。（本报记者 袁中锋 本报通讯员 宛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