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不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一方风光秀美的山水之城，更是一块名副其实的转运福地。在这片土地上，承载着太多逆势奋起、扭转时运的传奇过往。摩陀岭上，鸿雁阵阵，司马家族潜龙秣马，开启了东晋一百年江左基业；清流关前，古道犹存，后周雄师过关降将，铺就了大宋江山赫赫国祚；柏子龙潭，红巾统帅呼风唤雨，昭示了大明王朝的兴国卷轴；琅琊林壑，让泉之侧，一代文宗挥毫写下隽永华章……

司马睿龙兴滁州

西晋咸宁三年(277年), 由司马炎新建的西晋政权已经是第十三个年头了。四川蜀汉国早已被西晋消灭，而以金陵（今南京市）为中心的江东东吴政权仍在苟延残喘。于是，司马家族集结力量挥师南下，于279年“司马伷率军出涂中”（《晋书》记载）。“涂中”指的就是滁州一带。

279年冬, 昏庸无能的东吴后主孙皓“遣使送玺”, 向司马伷请降。不久，老琅琊王司马伷去世，王位由他的儿子司马觐继承。而这一年，老琅琊王司马伷的孙子司马睿才3岁。

司马觐在位时间较短。公元290年，其子司马睿继承琅琊王，继位时年仅15岁。这一年, 西晋第一代皇帝司马炎去世，其继承者一个比一个昏弱无能，由此造成西晋三十多年混乱，直至灭亡。在这种形势下，司马睿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公元307年，西晋的第三任皇帝晋怀帝司马炽即位，下旨敕封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镇守建邺（后更名“建康”，即今南京市），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受命以后，司马睿从下邳出发赴任，经过涂中（今滁州）。相传琅琊王司马睿南渡建邺途中，曾游息滁州摩陀岭。后世传说此地为其韬光观势之所，滁州也被视作晋室开启江东国运的江淮锁钥。摩陀岭与南京仅一江之隔，相距不足百里，恰是一道天然屏障，而滁州当时隶属扬州辖地。作为扬州都督的司马睿在这一带开展活动，就理所当然了。

永嘉之乱（公元311年）后，中原沦陷。司马氏五位王爷（‌琅琊王司马睿、西阳王司马羕、南顿王司马宗、汝南王司马佑、彭城王司马纮）南渡长江，在今天南京幕府山北麓江边登岸，后世称此地为“五马渡”（幕燕滨江风貌区），其中一位“一马化龙”（西晋末年童谣：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成为君主，此人正是司马睿。

建兴四年（316年），匈奴前赵大司马刘曜率军进攻长安，晋愍帝司马邺被迫投降，西晋正式灭亡。经过十年苦心经营，司马睿获得江东士人的认可。公元317年，司马睿称晋王，318年即帝位，史称晋元帝，建都建邺(今南京)，东晋王朝自此建立。

东晋建立以后，北方少数民族持续入侵，中原大批世家大族南下避难，在江淮一带侨置了众多郡县。在东晋长达100多年时间里，“琅琊王”王号传承了十几代，在江淮一带可谓家喻户晓。

唐代大历六年(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因晋元帝曾为琅邪王，遂将摩陀岭改称为琅琊山。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八・滁州・清流县》中记载“琅琊山在县西南十二里，其山始因东晋元帝为琅邪王避地此山，因名之。”由此可见，司马睿确到过琅琊山，滁州自然被后世赋予转运发祥的文化意象。

赵匡胤端命滁州

后周显德三年（956年），赵匡胤任殿前都虞侯, 随后周世宗柴荣攻打南唐, 在滁州城西北二十五里的清流关与南唐守军发生激战, 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智取清流关，于滁州城下生擒了南唐守将皇甫晖、姚凤。这是赵匡胤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功，史称清流关之战。欧阳修知滁时，北宋皇祐二年（1050 年）冬季游览此地，留下“清流关前一尺雪，鸟飞不渡人行绝”的佳句。

清流关一战，阻断了南唐对北部寿州（今淮南寿县）的援助，使后周很快攻下淮河以南大片土地，致使南唐中主李璟割地称臣，也使得赵匡胤在后周军中威望大增，为其后来“黄袍加身”奠定了基础。对此，赵匡胤的侄孙宋仁宗曾说，“恭惟太祖擒皇甫晖于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建殿以奉安神御，滁州曰端命。”（宋李攸撰《宋朝事实》卷一)。由此可见，滁州是宋太祖的发端之地，大宋朝的祥瑞之地。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知州王靖上书朝廷，奏请在滁州建设纪念太祖建筑，朝廷随即允请其在滁建造端命殿，当年即落成于滁州天庆观内。由于端命殿是“因其旧寺”，故而不需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殿内除供奉太祖赵匡胤的御容画像外，还把赵匡胤在滁州赐给部下王嵒的书帖刻在殿内墙壁上。

“端命殿”的“端”是开端、发端的意思，命是顺应天命。据宋代著名文人王铚在其所著《默记》中记载，“其后仁宗时，所建原庙于滁，而殿曰‘端命’，太祖历试于周，功业自此而成，王业自此而始，故号端命。”

当时每月初一、十五，滁州当地官员都要前来供奉祭拜。每至春节、清明、冬至等重要节日，朝廷还会派官员前来供奉祭拜。

兴建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祀念建筑，在宋初可是一件大事。这项工程既象征着朝廷对滁州作为宋朝祥瑞之地的认可，也体现了对先帝功业的尊崇，以此宣扬皇权思想，借以巩固封建统治。靖康之变后，赵构从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市）南下到陪都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南宋建立。彼时，金国在淮河以北屯驻重兵，滁州已然成为抗金的前线。建炎三年（1129 年）八月庚午，“奉安滁州端命殿太祖皇帝御容于建康府天宁万寿观。”（〔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六）。随着太祖御容迁走，端命殿原有的祀典功能就此终结。

那么，天庆观又在滁城何处呢? 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史料中找到一些痕迹。明万历李之茂等纂修《滁阳志》记载，“天庆观在城内沙河(今内城河)岸东。宋祥符间建，遭建炎兵烬。仅存法堂。”据琅琊区政协原副主席徐茵推断，端命殿遗址应在今老城区西桥的东面，即原滁州师范附属小学（今滁州市第一小学）的西校区。

后来，滁州连续遭受战火的摧残，建筑物受损严重。因此，当宋孝宗淳熙年间( 1174—1189年)王明清来到滁州做来安县令的时候，看到的端命殿已是“无片瓦尺椽存在。”当时，南宋朝廷偏安一隅，当然不会在意烽火之下滁州端命殿的命运了。

往事一声叹，蓦然回首已千年。单从仁宗皇帝给太祖树碑立庙这件事上足以看出，滁州对于赵匡胤、对于大宋国祚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从这层意义上说，滁州作为宋太祖龙兴之地一点也不夸张。

朱元璋首郡滁州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原为农民，早年在濠州（今凤阳县）当过和尚，后跟随岳父郭子仪起兵反元，攻下第一座城池——滁州，并以此为根据地，征战南北，终成大明基业，于公元1368年在南京登上皇帝宝座。

朱元璋占据滁州后，在滁州大概驻扎了10个月时间。驻扎期间，滁州文人范常“即杖策谒军门”(《明史·范常传》)，朱元璋知道他在当地声名最高，便迎了出来，并有一番对话，堪称滁州版的“隆中对”。

朱元璋问范常何以“定天下”，范常将儒家治军之道，细说一遍。博得元璋十分高兴，留至幕下，常向其讨教。

至正十四年七月，滁州大旱，身为滁州城主的朱元璋心急如焚。滁州文人杨元杲献计: 滁州西南丰山阳谷柏子潭有一座龙王祠, 每逢水旱，祷之即灵。朱元璋听从他的建议，站立在柏子潭深渊西崖, 向天祝告。三日后大雨如注，这一年滁州大丰收。此事载于《明太祖实录》中，在今人看来是封建迷信，但古人祀天求雨是平常事。

在滁期间，朱元璋的势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其岳父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成为全军的实际主帅, 并一举攻下江南重镇应天城（今南京市）。朱元璋以应天为根据地，又经过12年南征北战，终于建立大明王朝，成为开国皇帝。

回顾朱元璋创业史，在滁10个月对其一生至关重要。这里是他开启并成就帝业的关键转折点。由此，滁州被视为大明“开天首郡”，妥妥地转运福地。

以上几例只是滁州历史长河里的些许缩影。纵观滁州历史，不止是帝王将相，众多文人官吏也在滁完成人生逆袭。昔时，欧阳修遭“张甥案”等构陷贬谪滁州，虽遭佞损，一篇《醉翁亭记》成为千古名篇；韦应物饱经国难家愁，莅任滁州刺史，体恤民生，小隐西涧，虽无“异政”，一首《滁州西涧》助其诗风推向巅峰；辛弃疾临残破之州，知守滁州，兴利除弊，虽未收复中原，一座奠枕楼成就古人招商典范；王守仁履职滁州，理政授徒，讲学弘道，虽遭贬抑，推动心学广为传播……

将滁州定义为“转运福地”，不是刻意渲染历史机缘，更不是宣扬封建迷信。我们常说“三分靠运气，七分靠打拼”。人生在世，有顺境也有逆境，有波峰也有波谷。真正的转运，不是坐等天降好运，而是低谷时静心坚守，困局时砥砺奋进，至暗时矢志不移。这种不屈精神早已融入城市血脉，成为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也是历史赋予滁州最珍贵的礼物，虽跨越千年，仍历久弥新，给人以奋进的力量。愿每个与滁结缘的人都能交上好运。

这正是：

风波阅尽几度秋，才贤将相齐聚首；

身逢湍浪凌云起，转运福地是滁州。

（张中）

参考资料：

[1] 张国富.琅琊山与琅琊王.琅琊人文（第四辑）》.合肥：黄山出版社.2011.

[2] 徐茵.大宋端命起清流.琅琊人文（第四辑）.合肥：黄山出版社.2011.

[3] 夏玉润.龙兴滁州明太祖.琅琊人文（第四辑）.合肥：黄山出版社.2011.

来源：琅琊区政协

一审：吕品田

二审：马园园

三审：梁爽

校对：张涛